晋阳之甲

         安子熙，女，据说是北京的模特儿，长得很标致，堪称一“宝”，想找个“干爹”很容易。5月10日，河南卫视播《华豫之门》，是个鉴宝类节目，安子熙以持宝人的身份走上台来。

  主持人：这个姑娘在舞台上呈现，我觉得本身就是一宝了，对不对。但是这样的一宝，带来的又是什么样的宝贝，我看你手表也很厉害，这个是属于香奈儿的吗？

  安：对，香奈儿的J12，是一个陶瓷的，白陶瓷的表。

弃彼纷繁，君既从容逃浊世；

留兹眷恋，我今孤独对清汾。

  在李建荣老师的博客上，看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《学生必读书目》，令人感慨多端，不免想唠叨两句。

  要求学生读点专业圈子外的人文类书籍，给学生开出备选书目的单子，这几乎是所有大学都做过的工作。按照常规，这项工作由学校的教务管理部门主抓。教务处会将开列书单的任务下到有关院系，院系将任务分解到有关学科，责成该学科的有关教师开出书单。负责开书单的教师不一定非是该校该学科的首席专家，但也肯定具备了相当于该学科“四大金刚”的资历，不会是随便拎来的小萝卜头。

  杨伯峻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了《论语译注》和《孟子译注》，几十年来长销不衰，影响很大，中华书局对这两本书也评价甚高，他们说：“杨伯峻先生《论语译注》向以注释准确、译注平实著称，是当代最好的《论语》读本之一，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享有盛誉。”他们又说：“杨伯峻先生的《孟子译注》向以注释准确、译注平实著称，是当代最好的《孟子》读本之一，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享有盛誉。”

  事实果真如此吗？不是的，根本不是的。笔者已经完成了《杨伯峻〈论语译注〉商榷》和《杨伯峻〈孟子译注〉商榷》两稿，认为杨氏的这两本书质量极其低劣，出错率很高，按照出版行业的有关规定，出版商中华书局其实应当停止发行，像他们曾经召回阎崇年校注的《康熙顺天府志》一样，也对杨氏的《论语译注》和《孟子译注》做出相应的处理。

杨伯峻先生的《论语译注》，由中华书局出版于1958年。1980年再版，2006年出版简体字版。这本书受到了人们的认可，经久不衰，算是一本“立”起来的书，发行量已经很大，其影响也很大了。中华书局编辑部在2006年简体字版的“出版说明”中说：“杨伯峻先生《论语译注》向以注释准确、译注平实著称，是当代最好的《论语》读本之一，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享有盛誉。”

由于国学的再被重视，便有大量的解读《论语》的著作出现。这些著作大多受到杨伯峻先生此书的影响，字里行间显现出因袭杨先生解读意见的痕迹。

2006年，中华书局出版了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》，引发了人们激烈的讨论。笔者不同意于丹书中的许多说法，陆续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批评文章，发表在网络上。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，笔者萌发了自己“下厨房”的想法，决定写一本《〈论语〉详解》。

人总是要死的，但死的情况有不同，有正常死亡，也有非正常死亡。非正常死亡的，有正常的原因，也有非正常的原因。在那些非正常原因而死亡的人中，有自杀的，也有他杀的。按理说，由于死因是非正常的，所以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，都应该由警方调查清楚，依法对社会有个交代。

不过，警方对这类案件的侦破肯定是不情愿的，一来是钱花了力费了而没有什么收益，二来是真相大白之日往往反而成了自己尴尬之时。警方也不过就是个警方而已，不是对谁都能绳之以法的，踩上地雷可不是好玩的。知道了不该你知道的事情，对你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。

出版了《论语详解》，写完了《孟子详解》，于是自然地想到要搞《荀子详解》，好把先秦的这三本儒家著作的诠释凑成个系列。

每当搞一个专题时，总是得先买和这个专题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各种书，要看看在具体的问题上，时人是怎么说的。事后证明，这些书都买得不值，从中得不到什么助益，装一肚子气，白花了钱，还瞎耽误功夫。

为什么说“装一肚子气”呢？那就是书中的错误太多，套用一个网络上的表述模式：“书中的错误真多啊，真的，很多很多，非常多，非常非常十分多，极其多，贼多，简直多死了，啊——。”例如看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先生的《论语译注》，我便写了本《杨伯峻〈论语译注〉商榷》；看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先生的《孟子译注》，我便写了本《杨伯峻〈孟子译注〉商榷》。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天下图书一般烂，我觉得似乎存在着这样的定律。

1980年5月，邓小平给《中国少年报》和《辅导员》杂志题词：“希望全国的小朋友，立志做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知识、有体力的人，立志为人民作贡献，为祖国作贡献，为人类作贡献。”王爷这话讲得对，很通顺，我也同意。好像现在有了规定，“作贡献”的“作”要写成“做”了。

1982年5月4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》，其中说：“培养青年成为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、有强健体魄的新一代。这不仅是学校和共青团的责任，而且要靠所有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。”他们把王爷给“小朋友”的题词挪用到“青年”头上了，冒出个“有纪律”来，我觉得不妥，个人怎么“有纪律”？说成“守纪律”好不好？

1985年，全国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：要加

《孟子·万章上》记载着孟子的学生咸丘蒙和他的一段对话：

咸丘蒙问曰：“语云：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。舜南面而立，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见瞽瞍，其容有蹙。孔子曰：‘于斯时也，天下殆哉！岌岌乎！’不识此语诚然乎哉？”孟子曰：“否。此非君子之言，齐东野人之语也。尧老而舜摄也。”

这段

4月14日，《人民日报》登出篇“文章”来，题目叫《国无法不治，民无法不立》，全文如下：

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。随着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，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日益深刻。遵守法纪，依法办事，成为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庄严准则。

但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，要在短时间内根除传统思想的影响，并非易事。一有机会，少数人心目中的特权思想、人治观念、官本位思维就会溜出来作怪。为了“提高效率”，应该履行的程序就被省略；为了“跨越发展”，法律法规的“红灯”就视而不见。更有甚者，有的人手中有了权力，法治原则就成了“对人不对己”的约束，就有了挑战法律的资格。这些破坏法律准则、无视法治尊严的做法，必然要受到法律制裁。

小瓶装的二锅头酒，56度，一甁二两，被人们称作“小二”。商店的批发价是两块五，很便宜，舍不得买贵酒，于是就常喝这小二。

昨天到北门外的商店批发了十个小二，用塑料袋提着进了旁边东北人开的一家小饭店。提在手里的塑料袋真透明啊，真的，很透明很透明，非常透明，非常非常十分透明，极其透明，贼透明，简直透明死了，啊——。这年头，它是惟一透明的东西了，从外边看，里边的十个小二历历在目。

饭店的服务员说：“欢迎光临！几位？”我说：“一个人。”她随着我来到桌前：“你一个人喝这么多酒吗？”我说：“嗯。”她说：“啊？你别吓唬我们啊！”我说：“没有吓唬。”她把菜单扔给我，就进里边去了。

陕西韩城建有司马迁祠，原本是个不错的地方，可能是为了招人去旅游赚钱，包给商家了，叫什么“史记韩城·风追司马”景区。为了喧嚷造势，他们搞了个“司马迁祠楹联及民祭司马迁祭文全球征集活动”，说是要征集到可与《兰亭序》相媲美的千古留传的对联与祭文精品来，历时一个月，征集到作品1500余幅。

这次活动的楹联、祭文两个特等奖，得主都是熊召政，共拿到25万元奖金。这人是个名人，凭着小说《张居正》，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。有网友说，熊召政和承包风景区的老板早有来往，征集和评奖的过程就是个“过程”而已，所谓“过程”，就是“过一下程序”。

据说楹联特等奖作品将挂于司马迁祠“高山仰止”牌坊，祭文特等奖作品将刻成石碑立于司马迁祠下，并作为以后每年民祭司马迁大典的固定祭文。

从原始人开始，人类就走在不断发明创造的路上。每一项发明，都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，改善着人们的生活。中国的古人深知发明的重要意义，因而也对发明者抱有特殊的崇敬爱戴，记住了他们的名字。

《说文解字·叙》：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视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易八卦，以垂宪象。及神农氏结绳为治，而统其事，庶业其繁，饰伪萌生。黄帝之史仓颉，见鸟兽蹄迒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，初造书契。”

从网上检索到司马南的几副“对联”，看来司马南并不懂对联，竟然把这样的“对联”当成是对联，做这样的“对联”真是糟践对联。司马南这人本来就很司马南，他这“对联”也太司马南了，连对联尾字上仄下平的规则也不懂。司马南啊司马南，不懂对联不是错，乱写这样的“对联”就不对了；写着玩玩也不算错，拿出来炫耀就不对了。兹将他的“对联”展示于此，学对联者千万引以为戒。

唱红打黑遭星空体解构，共产党坚持真理，何计个人毁誉；

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了，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，提到要加大对高收入者税收调节力度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，提高低收入者收入，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。

杨宜勇是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，他回答了记者的提问，内容如下：

问：去年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，您觉得这个力度可以吗？

杨宜勇：我觉得力度还是可以的，因为中国现在没几个人纳税啊。现在中国有7.8亿劳动力，你知道我们多少人纳税吗？去年9月1号之后，只有1000多万人纳税，你觉得多还是少？